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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去 通过使臣和商人的不断来往，交趾、占城从宋朝获得《大藏经》和儒学书籍。十三世纪中叶，交趾出现了雕板印造的户口帖子，成为越南历史上最早的印刷品。十三世纪前，汉字是交趾唯一通用的文字。“其诵诗读书，谈性理，为文章，与中国同，惟言语差异”（《岛夷志略》）。交趾的高僧大都是著名的汉学家，能赋诗作词，与宋朝诗人唱和。占城也出现了许多能赋诗作词的文士。他们的汉文学水平可与高丽比美。十一世纪中叶，交趾国王指导宫女仿照宋朝的丝织品锦，织造锦绮，获得成功。宋朝传入交趾的中草药不断增多，宋医在交趾受到重视，甚至交趾统治者也延请宋医治病，并服用中草药。交趾的药物如使君子、霍香等，这时也传入宋朝。
真腊自称甘孛智（柬埔寨）。历史上很早就与中国交通。一○○八年，真腊商贾三人到广西高州贸易。一一一六年，真腊国王派遣“进奉使”等到宋，赠送礼物。此后，宋朝、真腊的使臣和商贾，不断往来两国。元成宗初年，周达观曾随元使访问真腊，到达都城吴哥，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书中描述当时真腊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元朝的货物，以“唐人金银”为第一，其次为五色轻绢帛，再次为真州的锡铁、温州的漆盘、泉州的青瓷器，还有明州的草席以及雨伞、铁锅、铜盘、木梳、针、矮床等。宋、元时期有许多人侨居真腊经商，并娶当地妇女为妻。《真腊风土记》一书的完成，增进了中国人民对真腊的了解，也为真腊保存了可贵的历史纪录。
宋代的罗斛国（以今泰国华富里府为中心）、真里富（今庄他武里一带）、西棚（今素攀一带）等，以及元朝时的暹国，都是今泰国境内的古国。罗斛国在一一○三年，派使臣到宋“进奉”货物。一一一五年，宋在泉州置来远驿，接待罗斛、占城国人使。元朝曾三次遣使往暹国，暹国使者也九次访问元朝。一一六四年，真里富的一位巨商在明州病死，当地官府为他准备棺木盛敛，嘱其随从护丧归国，并准许带回巨商的全部遗产。次年，真里富国王派人带信表示感谢。宋、元商船也到那里贸易，运去宋朝的特产。
宋、元时期，缅甸古国为蒲甘或缅国。一○○四年，蒲甘国王派遣使者从海路到宋赠送礼物，受到宋朝的欢迎，邀请他们参加上元节观灯。此后，蒲甘使者多次入宋。蒲甘又与大理国（今云南省）毗邻，蒲甘王阿奴律陀曾亲自到大理访问，与大理关系较为密切。一一三六年，蒲甘和大理使臣经广西，一起向宋朝赠送土产。蒲甘商船也经常运载金颜香等到泉州贸易。蒲甘还曾派使臣和佛僧到宋求取或赠送佛经。蒲甘王朝所建的佛教寺院，采用了宋朝形式的塔像和幅射拱门。
南海诸国宋代，与南海诸国的交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宋王朝奖励发展海外贸易。宋太宗曾特派使者持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国，并在京师置榷易院。凡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及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市舶成为北宋重要的财源。南宋王朝也申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徐远人，阜通货贿”。在这种奖励海外贸易政策的推动下，宋朝与南海以及西洋诸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成书于一一七八年的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著录南海地名约二、三十处，稍后，赵汝适撰《诸蕃志》地名多达八、九十处。元末汪大渊附贾舶浮海，越数十国，所著《岛夷志略》一书，以亲身的见闻，报导了从东南亚远及于东非的道里风俗，大大丰富了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
元朝在平南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南宋的基础上，发展同南海西洋诸国的关系。忽必烈曾令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南海诸国，占城、马八儿（印度东海岸）等俱奉表入贡。忽必烈并重用南宋的降臣蒲寿庚，利用侨居福建的外商与南海诸国的联系，招致诸善国，发展海外贸易。一二七九年，又遣杨庭壁出使俱兰（印度西海岸）。杨庭壁抵达俱兰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也在其国，闻诏使到来，都表示愿意遣使入贡。苏木达国也遣使通过俱兰向元朝臣服。因此，南海十国马八儿、须门那、僧急里、南无力、马兰丹、那旺、丁呵儿、来来、急兰亦、苏木都剌皆遣使入贡。一二八四年，忽必烈又遣使臣前往锡兰（今斯里兰卡）访求佛牙。使臣抵锡兰岛，入谒国王，求得佛牙二枚、佛遗发与供食之钵。非洲旅行家伊本·拔都他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元朝皇帝曾遣使至印度。当他在古里时，曾见有元朝船只十三只停舶在港内。元朝商人在南海十分活跃，不少人迁居南洋诸岛，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开发这一地区作出了贡献。
位于苏门达腊岛上的三佛齐是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的枢纽。三佛齐向宋朝派出使臣三十多次。一○○三年（真宗咸平六年），三佛齐王遣使李加排、副使无陁李南悲来贡，且言本国建佛寺，请赐钟及寺名。真宗诏以承天万寿为寺额，并铸钟以赐。三佛齐文字用梵书，上表章用中国汉字。阇婆（爪哇）也多次派使臣入贡。宋与三佛齐、阇婆等国商人的来往也极其频繁。宋朝商人至阇婆，备受优待。福建建溪的大海商毛旭，曾经多次运货去阇婆，归国时又为阇婆使者充作向导。
位于加里曼丹岛上的渤泥，跟宋朝人民交往甚多。九七六年，渤泥国王向打派遣使臣带着表文（国书）入宋，赠送龙脑、玳瑁、檀香、象牙等礼品，宋太宗将使臣安置在礼宾院，以贵宾相待。宋朝商舶抵达渤泥三天，国王就带领眷属、大臣前往参观，商船跳板铺上织锦迎接，设宴款待，最后分送礼物。船上货物都由国王和大臣定价，然后击鼓，召集附近百姓前来贸易。在文莱发现的一块汉文石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男应（？）甲立。”这是东南亚现存最早的一块汉文碑刻。据考订，是一二六四年为宋朝知州蒲某建造的墓碑，蒲某可能是泉州人。这说明许多泉州人，包括宋朝的官员，都来渤泥侨居。
宋朝与蒲端（疑为今非律宾班乃岛西部的武端）、麻逸（今吕宋岛）及其属国三屿（今吕宋岛西南诸岛）、蒲里噜（今吕宋岛东波利略岛）、白蒲延（今吕宋岛北的巴布延群岛）等，都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一○○三年，蒲端国王具陵派遣使臣李竾罕、副使加弥难入宋，向宋真宗赠送土产和红鹦鹉。次年上元节，宋朝派官员陪同使臣观灯、宴饮，并赠送钱币。从此，蒲端使臣不断来宋，从宋朝带回冠带、衣服、器币、铜钱、旗帜、金银、铠甲等物，又给宋朝带来玳瑁、龙脑、丁香等物。麻逸国商人在九八二年运宝货到广州。宋朝商船将瓷器、铁锅、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绫绢等运到麻逸、三屿等国，又从那里买回黄蜡、吉贝、番布、真珠、玳瑁等。
印度次大陆诸国宋人称为鹏茄罗（今孟加拉）、天竺（今印度）、注辇（今印度东部海岸）、故临（今印度西海岸柯钦一带）、南毗（即古里佛，今印度西部马拉巴海岸）、胡茶辣（今印度巴罗达一带）、麻罗华（今印度巴罗达以东）、细兰（今斯里兰卡）等南亚各国，都与宋朝保持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宋太宗时，天竺僧罗护哪航海至泉州，海商施金建造一座佛寺，请罗护哪主持。注辇使臣和商人入宋者更多，他们给宋朝带来了真珠、象牙、琉璃和各种香料。宋朝海船去大食各国途中，必经故临国换小船而去。宋商把檀香、丁香、脑子、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运往细兰国，又从那里购买白豆寇、木兰皮、粗细香等回国。
海道之外，宋与印度次大陆诸国在陆路上的交通也很频繁。北宋建国之后，九六五年（太祖乾德三年），沧州僧道圆自西域返还，表献贝叶梵经四十二夹。道圆是在晋天福中西去的，在途十二年，居印度六年。宋太祖亲自召见他询问所历山川道里，颇加礼待。明年，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情游西域取经，朝廷各赐钱三万遣行。此后，往取经者甚多。同时期，印度僧人也纷纷东来，其中著名的有中天竺摩伽陀国法天、北天竺迦湿弥罗国僧天息灾和乌填国僧施护等。太宗崇尚释教，九八○年（太平兴国五年），诏立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召天息灾等三人入院，从事佛经翻译，由梵学僧法进、常谨、清沼等笔受，杨悦、张洎润色。九八三年，天息灾诸选召童子，学习梵文。真宗景德三年诏令“西天僧有精通梵语，可助翻演者悉馆于传法院”。传法院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工作。从太平兴国七年到仁宗景祐三年的五十四年内，贡献并内出梵经无虑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成经论凡五百六十四卷。以后又续有译作。当时来宋朝的天竺僧人很多，挟梵夹来献者不绝。
（三）中亚、西亚及东非诸国
阿拉伯沿海诸国早在行勤西游时，便携有宋王朝致大食国王书。行勤显然完成了传递使书的任务，因此，九六八年（开宝元年），大食国王遣使来贡。宋人所说的“大食”，是中亚诸国之泛称。从行勤的行程来看，他们道出克什米尔，折而西南行，至北印度的左兰那罗国。他所致书的大食国，很可能便是当时据有锡斯坦地区的伽色尼王朝的创建者撒布克的斤。九七一年，大食国又遣使来贡，宋以其使者李诃未为怀化将军，还特以金花五色绫纸写告身以赐。从这以后，取陆路和海路东来的大食使者史不绝书。
辽王朝已与中亚诸国有密切的联系。早在天赞初，就有“波斯国来贡”、“大食国来贡”的记载。一○二○年，大食国王遣使为其子册哥请婚，并进象及方物。明年，复遣使来，辽以王子班郎君胡思里女可老封公主许嫁。一○二六——一○二七年（圣宗太平六——七年），辽又遣使至锡斯坦与伽色尼王朝联系，建议“辟联合之路而系敦睦之环”，使之从西南方牵制哈剌汗国。一○四一——一○四二年（道宗重熙十——十一年），为辽戍边的一万六千帐契丹人叛逃，迁入哈剌汗国。所有这些关系表明，后来耶律大石的西迁不是偶然的。
成书于一一二○年的《动物与自然属性》的作者马儿瓦齐报导，当时中国分属支那、契丹与畏兀三部分。凡是经商及从事其他事务的人皆自喀什噶尔经叶儿羌、和田，至沙州，然后由这里分道前去三国。但是当时东西间的陆路交通是艰难的。十世纪末，辽圣宗向西扩展了领地；十一世纪中，西夏又控制了河西走廊，北宋与西域的陆路交通因而一度被切断。宋神宗开熙河，与西域的交通才得恢复，但必须取道青海北部，由秦州入境。这一段旅途更加僻远迂回，彼此间的陆上联系受到限制。因此，宋与大食的联系，主要还是依靠海路进行。
宋朝与大食诸国海上交通发达，远洋船舶广泛使用罗盘针导航。大食使臣和商贾从海路到东方，多到故临国换乘东归的宋商海舶。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罗盘针传入大食，又经大食传入欧洲。宋朝有近六十种药材大量运入大食各国，其中川芎对医治采胡椒工人的头痛病有显著疗效，而牛黄约在十二世纪前又由大食人传到欧洲。这说明宋朝医学对大食医学有很深的影响。大食各种药材也被宋朝药物界广泛采用，阿维森纳创造的丸衣方法传到宋朝后，迅速得到推广。
伊斯兰教及其建筑艺术，传入宋朝，大食商人在泉州、广州建筑寺院和高楼，既保持了大食的建筑艺术风格，又吸取了宋朝建筑的优点。侨居宋朝的大食各国商人数量很多，有些商人资金相当雄厚，广州官员竞相与之联姻。这些商人还在侨居地，如广州、泉州兴建著学。元朝时期，色目人在福建沿海定居的人数相当多。元末农民起义中，这些色目人在其首领赛甫丁的领导下，据有泉州。当时，摩尼教、伊斯兰教在这里十分流行。
十三世纪时，波斯人曾仿制宋瓷碗，绘有凤凰图案，而宋磁州窑也曾仿制波斯式的瓷壶。北宋初，有一位汉族学者在伊拉克巴格达侨居一年左右，他只用五个月时间就学会了阿拉伯文。当他准备离开巴格达时，请房主拉齐读一部阿拉伯学者的著作，拉齐读得很快，他能用汉文草书准确地速记下来。大食的天文学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在河北宣化发掘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幅彩绘的星空图。此图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八宿为主，又吸取了巴比伦黄道十二道，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东非诸国《诸蕃志》中，详细地记载勿斯里（今埃及）、遏根陀（今亚历山大港）、陀盘地（今杜姆亚特港）和憩野城（今开罗）等地的情况。这些情况可能是他从到达泉州的埃及商人那里听来的。他还记述遏根陀国有一座大塔，这就是古代亚历山大港的法鲁斯岛灯塔，高达一百米。憩野是勿斯里的都城，商业非常繁盛，意大利商人曾到这里来购买东方货物，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宋朝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金银、铜钱等。
宋朝的瓷器驰名世界，远销勿斯里，受到当地人民的喜爱。不久，本地的陶瓷工匠便进行仿造。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仿制青瓷；十四至十五世纪时，又仿制青花瓷。但瓷胎使用本地的陶土，并且常有阿拉伯字的陶工名字。这些仿制品的瓷片，在福斯特（开罗古城）遗址中发现不少。十二世纪时，宋朝的皮影戏传入勿斯里，引起当地人民的很大兴趣。亚历山大港的天文学家兼地理学家多禄某的天文集，在宋、元时传入中国。据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时，朝中有巴比伦（指埃及）地方之人，被大汗派遣至福州城，授民以制糖术，用一种树灰制造。这些都说明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密切。
一○七一年，层檀（今坦桑尼亚）首次派使臣到广州，对宋朝进行访问。一○八三年，再次遣使入宋，赠送本国特产，宋神宗回赠银二千两。宋朝的丝织品、瓷器、铜钱等，直接或间接地由宋朝商船运到层檀销售。十九世纪末年以来，坦桑尼亚沿海一带不断发现宋瓷残片和宋朝铜钱，表明宋和层檀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
宋朝人称索马里古国为中理（今索马里沿岸）和弼琶啰（今索马里柏培拉港）。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地下发掘，曾发现宋瓷和宋钱。元朝统治时期，与东非的联系继续有所发展。马可波罗记忽必烈曾派使者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岛，使臣归后，将此岛之诸异闻陈告大汗，并把两枚巨大的野猪齿入呈。元朝未年，依本·拔都他游印度，曾受其王的派遣，出使中国。依本·拔都他经历地区的范围仍然是一个疑问，可能仅到过长江以南，但他的游记中却保存了元朝商人活跃在南海的记载。
（四）钦察、伊利诸汗国
蒙古西征后，形成了钦察、察合台、伊利与窝阔台四个汗国。诸汗国逐渐成为事实上各自的独立政权，但在名义上，仍奉元朝皇帝为大汗、“一切蒙占君主的君主”、“四海万民之君和成吉思汗家族之长”。在通常情况下，诸汗国汗位的承袭，必须取得元朝皇帝的认可。伊利汗国的旭烈兀汗死，遗命子阿八哈汗继位。阿八哈辞位说：没有叔父忽必烈的命令，他不能即位。因此在未得忽必烈的正式册命之前，他始终不敢就正位，而是另设一座，权行汗权。直到一二七○年元朝所派的使臣奉诏来到后，他才遵旨重新举行登位的典礼。一二八四年阿鲁浑汗夺取了汗位，但也等到二年以后元朝的使臣到来，才正式即位为伊朗等地诸蒙古及大食民众之长。一二九一年乞合都即汗位，忽必烈赐给他藏语名亦怜真·朵儿只。合赞汗的即位与改奉伊斯兰教，同样要取得成宗铁穆耳的认可。一些有翊戴大功的贵族，也以请求元廷赐予官爵为荣。如阿鲁浑汗时期的不花，被元朝封为丞相，不赛音汗时期的出班，被元朝授以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给银印、金符。元王朝封授汗国贵族的这些官爵，显然都是来自汉族的传统官名。在特殊情况下，元廷甚至可以另派所在汗国的贵族来接替汗位。现存的资料表明：伊利汗国的国玺，是由元廷所颁赐的汉文刻印，一方为“辅国安民之宝”，另一方为“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
元朝皇帝与诸汗国通过赐予和朝贡保持经济上的交流。诸汗国的贡品多是西域的大珠、珍宝、玉器、水晶、马驼、文豹、狮虎、药物和特产的佩刀。元廷的回赐则为钞币、缎帛、绣采、金银和东北特产的海青猎鹰。贡使往往受命携来重金，广购元朝各种上产，使者本人也乘机贩运货物。因之，每一批使者实际上便是一支庞大的商队。元朝规定：所有使臣，从杭爱山至大都都可以乘驿前行，因而大大地便利了贡使的商贩活动。
在蒙古统治时期，东西方之间人民的交往也空前繁盛。早在成吉思汗西征中，一大批投附的官员、军卒、工匠和驱奴被掳东来，以后又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是大批中亚商贩、旅行家，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他们泛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色目。他们大都是伊斯兰教徒，在内地任便住坐，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地方内又往往保持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宗教信仰仍坚持原有的习俗。在有回回人聚屠的城市中，如上都、太原等地，都建有礼拜寺。元朝设立回回哈的司，管领伊斯兰教徒刑名事务，答失蛮（回教徒）与佛、道和基督教徒一样，都享有特许的优免赋役的权利。他们在定居各地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汉文化，不少人成为汉文化修养很高的写作家，同时也把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传播到中国。
与此同时，也有大批蒙、汉等各族人迁入中亚和西亚诸地。当旭烈兀西征时，除大批蒙古军外，曾征调汉人匠师上千人随征，其中包括使用火药的枪手。由中国发明的火药辗转经过阿刺伯而传入欧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随军西征的蒙古人和汉人留住在伊利汗国，因为蒙古人当时主要信仰喇嘛教，所以在伊利汗国境内，一度佛寺兴盛。藏族创立的“喇嘛教”也由此传到了中亚地区。著名的全真道士丘处机和政治家耶律楚材都曾亲历中亚；旅行家常德奉使于旭烈兀，且远及呼罗珊诸地。当时还有一部分原属西辽的黑契丹人，以博刺克·阿只卜为首，又在克尔曼地区割据自守而臣附于蒙古。他们的统治前后维持达八十余年。直到十四世纪初，完者都汗征召其主沙只罕入朝，另派蒙古官员统治其地，契丹人后裔的这个政权才告结束。
东西方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空前密切，人口交互迁移，文化上的交流也因此更为发达。中亚城邦中所习行的理算、扑买与商业斡脱组织等制度，都在元朝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一些色目权臣，也多惯于把中亚的统治制度强行推行于汉地。成宗以后，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
回回的优秀科学成果，如医学、天文学等的传入，受到元朝人民的欢迎。著名的回回天文学家札马鲁丁在至元四年进《万年历》，忽必烈曾一度下令颁行。札马鲁丁又造咱秃哈剌只（多环仪）、咱突朔八台（方位仪）、鲁哈麻亦渺凹只（斜纬仪）、鲁哈麻亦木思塔余（平纬仪）、苦来亦撤麻（天球仪）、苦来亦阿儿子（地球仪）、兀速都儿刺不（观象仪）等回回天文仪器。元朝还专设有回回司天台。在当时元廷的秘书监里，保存有大量天文历算书籍和仪器。回回医学也很负盛名。医院下设广惠司，拿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创建者是叙利亚人、景教徒爱薛。回回药物与验方在社会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在秘书监中还保存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阿剌伯语义为医学）。《常德西使记》载中亚的几种特效药物：阿只儿，状如苦参，治马鼠疮；妇人损胎及打扑内损，用豆许咽之自消。阿息儿，状如地骨皮，治妇人产后衣不下，又治金疮脓不出，嚼碎敷疮上即出脓痊愈。奴哥撤儿，形似桔梗，治金疮；肠与筋断者，嚼碎敷之自续。明初刻本《回回药方》，据考证系阿拉伯著名医学家依本·贝塔儿的《简救法》一书的译本，大概是元代译出的。忽思慧所著的《饮膳正要》，是一本研究食物医药学的专著，其中也保存了一些回回药物及方剂。
大食人也黑迭儿是出色的建筑工程师，忽必烈时任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在大都宫城的设计中，“受任劳勚，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后与张柔、段天祐同行工部事，管领修筑宫城，为大都城的修建作出了贡献。尼泊尔著名的绘画装塑家阿尼哥，中统元年受帝师八恩巴之招，率领匠师八十人造黄金塔于吐蕃。后从帝师入京，以塑绘和工巧著名一时，两都寺观的塑像，多出其手。阿老瓦了和亦思马因是伊利汗阿八哈应忽必烈之命而派遣来元的制炮家。他们所造的巨炮（一种投石机）曾用于进攻襄阳与常州，具有颇大的摧毁力。
中国文化也在波斯等地广泛传播。随同旭烈兀西征的有中国天文学家数人，其中包蛮子（？译音）最为著名。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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