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是极为重要而活跃的因素。早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赵璧先民，就在大堡附近穴居，符合古人类“择高而居，沿水而居”的生存理念，“择高”是因为要躲避水患，“沿水“是因为取水方便。在赵璧大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水波纹灰陶片，反映了古人类对水崇拜之至，代表了早期人类亲近水源的自然归属感，这种理念已进入日常生活。明末清初甚至因村中缺水，时人根据《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将土字壁加一横改为玉字璧，为山寨之沟崖形制注入新的历史内涵，遂称“赵璧”。周边村落东泉、西泉、源祠，似乎村落皆因水而起、因水而生。附近南胡村也因缺水，清道光举人张居寿加水旁，遂称“南湖”。可见水之贵水之缺关乎村落之兴衰。当地新娘出嫁时当天要准备“不落地水”（旧俗新娘出嫁当日用来抿头发的水，水从井里打出来，抬回家的路上水桶底不能落地，取水置于双耳罐挂墙上，方便用水，取吉于婚后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美满），即使现在没井是自来水了，双耳罐也难觅了，仍然要用红色塑料小桶取水挂墙备用，风俗沿袭至今。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平遥县志》“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平遥境内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使得人稠地薄，在土地贫瘠，生产力水平受到制约的情形下，既使一年辛勤劳作，生活也相当艰苦和被动。农业收成的好坏全凭“天时”，因此许多农谚表达该地人民对旱灾的恐惧，“不怕涝，单怕旱”，“不怕大水淹，就怕旱得宽”，“不容天灾多大，就怕老天不下（雨）”。一旦发生旱灾，在无法保障生存要求时，只能向天求助进行祈雨，而祈雨对象就是雨神。山西记载较早的祈雨，《史记·赵世家》：“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献公时晋国大旱，召霍君祭祀霍太山，祈雨作法，立降大雨。所谓祈雨，又称求雨、祷雨，是人们以象征性的仪式、方法试图影响降雨数量、时间及空间的一种努力，祈雨也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祈祷活动。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丰收与否直接关乎百姓的存亡和政权的稳固。发生旱灾时，又无有效的方法应对，州县政府会通过祈祷求雨，或去列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坛祈祷，或去名山大川，或是在民众的要求下去民众认为灵验的地方祈祷，官方主导祈雨，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稳定社会和树立官方权威，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主体为官方、民众及地方乡绅，官方祈雨会谕令百姓在祭祀或祈祷前停止杀生，在城隍社稷坛前举行祈祷仪式。民众求雨习俗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多重关系形成的民俗事像，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文化选择。在祈雨过程中，官方通过与地方民众有互动关系的士绅增加祈雨的威信，地方士绅通过官方加强其地方社会地位。在共同的困难面前，人们会结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祈雨组织，这个组织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得到降雨。这个组织中有主管的“社首“，有业务主管“保水的”，有业务主管助手“领水的”，有祈雨的具体实施者“善愚”（以自残方式祈求龙王降雨的人），有出马仪式中的“祈雨乐队”，“仪仗队”以及“叫雨者”，这些人员在整个祈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旱情初发或较轻时，人们一般只使用早祷或唱雨戏模式。人民群众创造各种方式祷告祈雨，如焚香祷告、吊蝼蛄祈雨、光屁股小子淘水口等。天遇大旱，各个村落也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村落集合体，以诸“社”为单位共同举行唱雨戏仪式，因为范围扩大，距离较远的村民会因路途遥远可能看不到雨戏，但他们仍会心甘情愿交出戏钱，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神为之动容，降得雨水以解除旱情。古人朴素的公益意识很是难得，如道光二十二年赵璧重修卜夫子庙，附近梁村、源祠、林泉、遮胡、黎基、东泉、圪塔、南湖、小胡、西泉北截等村均出资，道光六年赵璧重修去西泉的往西车路，遮胡、南湖、戈山等村出资。明清时有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赛戏，赛戏属于祭祀戏剧范畴。重修西神庙碑中就记载了东窑是赛神社人所居，它的演岀是与祭祀龙王等神灵密切相关的，通常伴奏只有鼓、锣等打击乐而无弦乐，并采用吟诵的方式。在祈雨活动中进行表演，必演的剧目就是《斩旱魅》，旱魅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干旱的始作俑者。而在拜水的过程中，信众还要进行诵念“祈雨谣”：“敬上一炉香哇，跪倒在拜水场，善愚隔们（方言隔们我的意思）丧天良，作事理不当，隔们犯天神律啊，才遭在旱天长，隔们求西神爷呀，念民是群氓，自附重刑，跪倒香，求西神爷西房房（方言西房huo可怜的意思）隔们哇，阿弥陀佛，西神爷呀！敬上二炉香哇，西神爷早开恩哇，西房旱民遭苦罪哇，身负重刑来赎祸殃，西神爷早开恩哇，难民苦求神水来哇，快往神瓶里边装哇，普救众生，洒细雨啊，阿弥陀佛啊，供上三炉香哇，隔们肩肩上燃黄香哇，小刀刺骨疼煞啦，跪拜西神晒毒太阳啊，跪倒三天两夜长啊，阿弥陀佛，西神爷呀！”。干旱持续，人们会把小一号的西神爷五龙河神，抬着绕村一周，表示代表了全村人虔诚的心，然后抬上子夏庙城隍爷前曝晒，直到下雨才抬回来。随着旱情的扩大和加剧，民众祈雨活动的虔诚度也在加深，在诸如早祷、唱雨戏、晒神灵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只有以“恶祈”的方式能打动神灵，普降甘雨，“恶祈”就是用小刀扎、用铁钉刺胳膊、扛铡刀等自我折磨祈求神灵降雨，这样的残酷的方式，多半是由贫困潦倒的穷人充任。通常由村里人共同岀资重赏招聘一两个人恶祈，对于恶祈者不仅可以得到一定酬金，还可以在祈雨后免掉当年所有苛捐杂税，对于辛苦劳作一年交租之后仍可能会食不果腹的农民来说，这一点很具有吸引力。这些人用小刀或铁丝刺入臂部，任凭鲜血流淌，据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灵的怜悯，降雨以救民。倘若还不灵验，无奈之余，人们就会抬神游雨，去大山有泉水的地方祈祷取回圣水，希望通过对神灵真身的祈祷，得到久违的雨水。赵璧附近几个村是去沁县伏牛山先轸庙。也是平遥四大外出求雨方式之一，祈雨之地大都是邻近的大山深处、泉水出处，往往因各地山水有异所祈之神也有所区别。在平遥大地，虽然祈雨的过程和仪式大同小异，但所祈之地、之神亦有不同，北乡祈雨在交城山，所祈之神为狐爷（春秋晋国大夫，晋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东乡祈雨在麓台山，所祈之神为润济侯（“王凌，允之子。仕魏为太尉，封南乡侯。忠于魏室而死，乡人为之立庙麓台山，岁时祀焉。祷雨辄应。”后以祷雨封润济侯）；西南乡祈雨在灵空山，所祈之神为先师爷（传为唐代太子李侃）。东南乡祈雨在伏牛山，所祈之神为西神爷先轸。“游雨”路线为“赵璧一黄西沟一孟山一张家庄一走马岭一牛寺一漳源镇一伏牛山先轸庙”。无论超山应润庙、沁源灵空山圣寿寺、沁县伏牛山先轸庙，都属于太岳山脉，都是沿霍太山那个方向，祈雨是霍太山祀祭在后世的延伸。祈雨文化就在于它的民间性和活态存在，抬神是祈雨仪式里最大的特色，抬的椅子坐着庙里的主神，征得神灵同意，村中会选出几个品行、家庭都好的四致人作雨师进山求雨，他们赤身裸脚，一走六七天，每天只吃素食，如带窝头、炒[Sao]面（一种玉陶黍即玉米烘焙磨成的面）之类，路上有人家讨点水或遇上山泉喝一点。一路上雨师唱着祈雨调，领着众人抬着神灵不知疲倦的巡游。当大自然被人们以一利信念感化时，它就有了生动的烟火气息，这种信念变成各种仪式，或者演化成不同的符号，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祭祀，比如秧歌，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到了目的地后，这些求雨者必须跪在尖利的石渣上或者长满荆棘的草丛中，心中无杂念，口中念咒语，以此感动神灵。由于取水的村社很多，龙泉池的水需要排队很久才能取到。取水者小心奕奕地把水接入瓶中。将泉水取回村中，供奉于村里的西神庙三日，三日后用柳条蘸水洒庙里外，接着田地里洒一些，表示甘霖已洒向人间。今天看来这样的操作近似荒唐，但古人那份敬畏自然虔诚的心仍然是我们人类今天所要恪守的底线。
当然人们也不是天旱就仅仅依赖祈雨而坐以待毙，一些抗旱作物的引进和种植，以适应当地干旱。到了清代又引进了新的抗旱农作物玉米和马铃薯。玉米在康熙年间（一）传到山西，后在山西地区逐步推广，使当地百姓喜获丰收，玉米一开始仅作为补充和救荒之用，直至清末因其产量高而得到大面积的推广，成为山西的主要粮食作物。马铃薯最迟在19世纪末以前已经传入山西，因其产量高又适合山西的高寒气候，所以很快被广大农民所接受，《山西通志》载清末“植尤广，边县以为粮”，农谚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们的二亩山药旦”。因此，旱田作物的引进和大面积种植大大提高了山西地区的抗旱能力，直到今天，马铃薯和玉米仍是赵璧当地农民主要种植农作物。
另外赵璧天旱时除了祈雨外，更利用了地处惠济河畔优越的地理位置，可利用惠济河季节性洪水浇地。《嘉庆重修一统志》汾州府：“中都水在平遥县东南三十里，一名婴侯水。中都河，在县东南三十里出谷，按《图经》云：源出中都谷横岭下，西南合源祠水，经城南往西入邬城，泊，复入汾河”。谷，gǔ，从水半见，出於口。泉出通川为谷（通川即流通的河川），两山闲流水之道也。《大清一统志》“西泉山寨在平遥县东南二十八里周三百歩又赵璧山寨在县东南三十里周五百歩二寨四面皆有沟”，县治东南三十里即赵璧地界，赵璧是中都河出谷之地，是惠济河由山区到平川的过渡带，亦即地处惠济河冲积扇，且为冲积扇的中下部至扇缘，土壤细腻肥沃，地下水埋藏浅。惠济河一发洪水，富含松针腐殖质和牛羊粪的泥沙就顺流而下，至赵璧地界，水流逐渐平缓使得筑坝引流成为可能。如岳北村《重刻嘉靖四十三年堵索水利碑记》载：“赵壁村石砌、堵堰各用水甬打水浇地二顷六十亩”。赵璧这一带是褐塿土，而邻村西泉遮胡，却是典型的黄土，虽是一沟之隔，却有天壤之别。赵璧村有大大小小十道渠，这些渠自北向南依次是大王渠，挡日渠，小王渠，沟西渠，南河湾渠，新渠，北沟西渠，大疙朵渠，河西渠。村里修了这么多水利设施。当然灌溉在当时有一整套乡规民约规范浇水秩序。有专管渠长，出任渠长者一般是拥有土地较多者，或者能够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士绅，因此如果发生水权纠纷，由其主持调节，易为双方当事人接受。实际上能推举为渠长或水老的，都是当地乡族的头面人物、绅士。对外协调村与村灌溉日期，对内规范浇水有序进行。西神庙在灌溉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最初的祈雨场所逐渐成为区域水利秩序的唯一代表。如岳北村娘娘庙献殿东墙碑记：“如有霸水浇地者，鸣锣上庙各罚油三个，倘有不遵禀官究治，恐后乱规立此罚条勒石以垂永远”。可见庙所已成规范灌溉的重要场所。褐塿土它是原来褐土经长期耕作和大量施用土粪堆积增厚形成的,很适合小麦种植。赵璧小麦面筋高，民间有“赵璧麦子洗面筋”的谚语，是清代县城南街官商驿站德胜楼的专供面。当年慈禧西行路过平遥，平遥县令设九九御膳，其中东南乡小烤馍片一碟九片。以及第七道煮麦子面切疙瘩.用的就是赵璧小麦粉.据说当时四乡进贡小麦,只有赵璧面粉能洗出高面筋.敝人祖辈出身贫下中农，向来对慈禧之流腐化之风嗤之以鼻，但其客观上对于宣传平遥土特产尤其是提高平遥知名度远胜于现在在中央台黄金频道做N次广告效果。大boss慈禧太后无疑就是平遥最佳代言人在当时。自此赵璧小麦名声大振享誉古陶大地，赵璧麦子洗面筋的故事，香传百年。用赵璧麦子蒸出的馒头，味淳香有嚼头.现代科学证明，面筋是小麦粉中所特有的一种胶体混合蛋白质，由麦胶蛋白质和麦谷蛋白质组成。面筋的营养成分尤其是蛋白质含量，高于瘦猪肉、鸡肉、鸡蛋和大部分豆制品，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糖、低热量食物，还含有钙,铁，磷,钾等多种微量元素，是传统美食。面筋越高，小麦面粉质量越好。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夸土产》里两次提到赵璧，“赵璧的麦子东关的水”，“赵璧的麦子格实在是优”。每逢夏至前后正是麦收忙碌的日子,地里农民收麦热火朝天,就连农村学校也例行放一礼拜“麦假”,小学生去地里拾麦穗,力争颗粒收仓,在家里“捡麦梗”,手巧的女孩子用麦秸编辫辫,卖给供销社销往工厂做草帽。学生适当参与劳动的实践,既学会了动手操作又培养了学生的毅力。更能体会到了父母劳动的艰辛。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麦假”一词后来就渐渐消逝了。赵璧小麦在方八邻村是手屈一指的,在清代村里有专门销售面粉的“复盛面铺”,但总体赵璧小麦仍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村落地狭人稠，不能大规模耕种，并不能将小麦品牌推广出去。虽然名头很响，但不像沁州黄小米那样商品化程度高。磨面粉前要先和（fei）麦子，在锅里倒上水涝几遍，除去杂质及土粒，再把小麦晾至八成干即可拿去磨面，去掉麦麸，面又分三等，“头白面”、“二白面”、“黑面”。“头白面”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头白面”仅用来待戚人（客人）及蒸过时过节供献的面花括兰等，平时就吃“二白面”和“黑面”，麸皮喂猪。如今时兴“全麦粉”，保留麸皮中大量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因此营养价值更高一些。麸皮具有润肺、滋润皮肤、防癌抗癌、健脾和胃、乌发固发、清理肠胃的作用。呵！原来风糜几千年的“猪食”竟是如此营养。人民群众用精良优质的面粉,创作出各种花样面食，"擦疙斗"、"掐疙瘩"、“扁食（饺子）”、“刀削面”等,“括兰”及各种面花,本地面花虽没有晋南面花艺术性强,但仍保留黄河流域古朴、粗犷、豪放、深厚的风格，应加以保护继承。
肥沃的土地，粮食年年丰盈，乡民自然也十分重视粮食贮存。仓廪，当地村民俗称“仓子”，是过去家家户户的标配设施。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人家都抹“洋灰箱子”（洋灰即当地对水泥称谓），用来贮藏粮食。《诗经》中已经岀现仓、廪等名称，说明已有不同种类的粮仓，一般称贮谷的建筑为“仓”，贮米的建筑为“廪”。中国古代有粮食仓储制度，有常平仓、义仓、广廪仓等。常平仓主要是国家为了平抑粮价，防止饥荒发生。和常平仓不同的是，常平仓通常是运用官府的资金进行粮食和实物的囤积，而义仓是在官府的组织下，按人头和田亩抽取费用，逐渐发展为民间自愿采纳，自愿管理。广廪仓是用于平时扶助老幼病残者。《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历来为后世传颂，用现代眼光看这句话完全符合唯物主义有关“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相关观点。经济的发展衍生文明的进步，文明的进步依仗经济的发展，是大趋势、大规律、大方向，从宏观上讲二者水涨船高、相生相随的关系无可争议。解放后西神庙东窑便是大队粮仓。就乡民个人而言，在古代也十分重视仓廪建设，从精美的仓廪绘画可见重视程度。
农耕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农具的变革。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农立国,农耕历史悠久,农具品类繁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机械在农业上的使用也越来越普遍，相对应的传统农具也正在面临被淘汰的窘境。每一种农具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浸透着历代先贤的血汗，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西神庙东边的麻（马）沟，此地离居民区还是比较远的。但在沟壑断崖可见一段垃圾堆积层，煤渣土色灰褐，夹杂有明清陶瓷片。可见在明清时村里已有垃圾集中投放点。由煤渣可见，明清时期煤炭成为村中居民日常供暖与做饭的生活必需品。笔者于麻沟捡到一双耳罐，高13公分，口径10公分，器型完整，施釉不到底，看圈足是明代的。这种盛液体或食品的陶制容器，一直是中国古代饮食活动中最常用的盛贮器,老百姓称之为“送饭快快”（快快当地方言对罐罐的称谓）。作为随葬品，所以人们相当忌讳而弃之荒野。虽然是普品，但对于研究村中明代饮食文化有一定研究价值。在沟中笔者还发现一块器型很大的板瓦，有常见的三倍大，板瓦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写作酝瓦，早期西周时代的板瓦尺度相对来说较大，一般规定长56厘米，宽28厘米。而到了清代，板瓦逐渐缩小到长约20厘米，宽约18厘米。从发现板瓦尺寸之大，可见赵璧村历史之悠久。沟的横断面中间夹杂着一层卵石，几千年前这里曾有洪水泛滥，远古这里属晋阳湖，即文献所记载的“昭馀祁薮”。左传：“晋居深山，尧时水聚於山谷而不下泄”。水经注：“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当地有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沟内河谷山腰中，常见有沉积的卵石沙层，为常年受湖水冲刷而致，大片黄土垣地是几千年前湖水消退过程中沉积所留，其间黄土沟壑是湖水消退河水冲刷所致。沿麻沟直下廉沟分布着一种红粘土，被地质学家称为“第四纪红土”，当地人称为“红胶土”或“红粘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赵璧人便用此土制陶，明清时烧制琉璃瓦，白云寺后便有烧琉璃瓦窑的遗址，近代又用此土烧制瓦瓮花盆，据传捏瓦瓮技艺来自介休瓦瓮村。沟中有一米多厚的红胶泥土，是制作瓦瓮花盆的上等原料，视为当地一绝。瓦瓮花盆的制作过程大体有取泥——焖泥——踩泥——造型——凉坯——装窑——烧窑——出窑——加工——上色十道工序。瓦瓮盛面，不易起虫，防鼠咬嚼。过去有些村人就依靠卖瓦瓮而讨生计，但伴随时代的变迁，瓦瓮不仅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连百姓家中也难觅踪影，如有也遗弃一旁无人问津。赵璧瓦瓮制作技艺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代的尴尬境地。或转型泥塑一类,使这一古老技艺得以继续传承,合理利用当地所特有的红胶泥土资源。
转口贸易（中转贸易）也是古赵璧人的收入之一，如现在村中有专门替外地人收购本村农产品的中介人，外地商贩只需来交钱取货,村民认可本村中介人的信誉，外地商贩也省去了零散收购的繁琐，本村中介也能得到相应的酬金。这种贸易最早可推及战国时期，赵璧是战国河西马输入晋阳的重要中转站，古“茶马古道”重要驿站，是陶邑商道文明之肇始。赵璧至今仍有一些名称如麻（马）沟，假（驾）马沟，马鞍桥，广池即饮马池等诸多与马相关的名称，以及毁坏的马王庙（马神由来甚久，其中一种说法，相传民间俗称马王爷，是西汉之金日磾，曾官拜马监一职，对汉马业兴旺发达功劳卓著，后世民间奉为马神，称之为水草马明王）。村中搬运工即马帮亦供奉马王爷。村中供奉华商始祖中斌财神王亥的财神庙，王亥发明牛车、战马和商业，是圈养驯化马牛的第一人，使人们获得物质的方式从狩猎进入畜牧养殖的历史阶段，开创游牧文明，堪比神农之种植、瓦特之蒸汽机。以及金马鞍的传说.从前赵璧各堡都有很大的饲养场。村中粗犷豪放的元代“封侯挂印”拴马石见证了岁月的变迁。村中随处可见“拴马环“，足见从前养马数量之多。更为神奇的是在靠近白云寺的沟底，采掘到一块“马踏飞燕“砖雕残件。马超龙雀，别称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袭乌鸦、鹰掠马、马踏飞隼、凌云奔马等，为东汉青铜器，年10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后来以此为形象设计为国家旅游标志。此砖雕的发现为始建西汉的赵璧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谈到马，在古代除了用于生产生活，更多的是用于军事，在冷兵器时代，一匹战马相当于一辆装甲车，明太祖朱元璋说马为国本。古代甚至一些官职以马命名如洗马，司马，驸马等，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赵璧出现诸多与马相关的地名元素绝非空穴来风。而马与赵联系最为要切的当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上古以前直至一千多年前的中古，晋中地区森林覆被率仍达40%多，柳宗元亦有“晋国多马，腹梢众木”之说。晋中因地处山西中部而得名，历史上晋中曾经是“林萌蓊日，汾水行舟”的富庶之地，战国时平遥地区的中都方足布（战国时期的平遥铸造发行了记录地名的“中都”方足布。中都方足布的具体铸造地在今平遥西（《三晋货布考》曰：故址在今山西省平遥县西双林寺旧称中都寺）。充分说明平遥在那时就相当发达繁华，为赵之都邑之一，战国时赵之边陲，与韩毗邻，后秦复取西河之地，又与秦毗邻，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马对草质和水清澈度的要求比牛羊驼严格多，要有大量森林，才能水草丰美，才能供养得起大批军马。山西煤都遍地是煤，而煤炭是植物的残骸经过一系列演变而形成的，可见山西亿万年前不缺森林，就算是到上古当时的林木繁茂可想而知。只是经过连年战争等因素破坏，明朝时一再扩大屯田和晋藩诸王扩大庄田，大肆焚烧草木，辟坡为田，植被破坏，水土流失，遂成今日地貌之格局.古时地植地貌与今天天渊之别，今人很难想象。晋阳一带包括平遥地处交通要冲，是北方马踞输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河西马匹进入中原之前，必须在晋阳晋中一带驯养，以适应中原的气候环境，故有“晋国多马，腹梢众木”之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骑兵鼎盛的，据称有十万之巨，号曰，赵国飞骑，灭中山，破楼烦，拒匈奴，何其壮哉！平遥当时为中都俱备发达经济条件，能够大量采购北方马河西马，而赵璧所处东南乡一带是赵韩边陲之地，是河西马从上党到晋阳的必经之地，河西经潞泽过铜鞮（沁县）翻过走马岭进入平遥境内最后到达晋阳，可以说是最古老的“茶马古道”。走马岭处在上党盆地通向晋中平原的咽喉地带。而赵璧路当孔道地当要冲，是上党到晋中的重要驿道。赵璧为山地到平川的过渡带，惠济河流过赵璧，水草丰盛，青青河边草，赵璧地处惠济河冲积扇，土质肥沃，粮食产量较高，充足的谷物能很好地补充马的体力，使得赵璧成为马匹的重要中转站，西神庙旁的马沟有可能是夜间囤马之处即马厩，此地势便于隐藏，不易发现，是良马绝佳的藏身之地，沟中有小溪流过饮水方便，假（驾）马沟是驯马场所，此处地貌，适合山地战训练，向北可进入源祠岳壁较为开阔的水草地.顺便提一句，古代战马多为阉割的公马即骟马，赵璧当地牧羊人都会阉割公羊，不知此种技术是否是由骟马演变传承而来，有待考证。清朝入关之后，为了维护统治，禁止汉人养马，这就使得原来的黄河中下游以及长江流域的马场遭到严重破坏。赵璧过去村内有马王庙是曾经养马之传统在后世信仰的延续。马王为民间普遍信仰之神，其由来甚古。《周礼·夏官》注：“马祖天驷也。”马王上应天星，所谓“天马四星”即二十八宿之“房日兔”。据《周礼》所记，国家掌祀之官四时祭马王（载祀典）。民间俗称“马王爷”。《三教搜神源流大全》中讲道马王爷的根基和履历。这位三眼神将原来是如来身边的至妙吉祥，因为毁了“焦火鬼坟”，违反佛法被罚下凡。第一次托胎于一马姓人家，生来三目，母亲就叫他“三只灵光”。有句俗话说，“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马灵光生下来3天就会打架，曾杀东海龙王，又偷走紫金大帝的金枪后被杀。第二次又“寄灵”于火魔公主，出生后，左手有个“灵”字，右手有个“耀”字，故名“灵耀”。拜秒乐天尊为师，学得“分雷龙蛇有或鬼安民之术”。降乌龙大王，斩扬子江龙。玉帝问讯，让他掌管南天事，后火烧南天门，大败天将，又二次大闹龙宫。后被逼得走投无路，投胎鬼母。道教神统中鬼母有个儿子，即民间称之为“送子娘娘”。“送子娘娘”赵璧西神庙也有供奉。马王庙就在今大悲庵之后，离西神庙也不远。民间对马王爷极为虔敬，传说他有“妻财禄之祝，百叩百应”。民间求男生男，求女生女，买卖一本万利，读书金榜题名，“感显应难、永受祭章”。民间又把马王爷视为“火神”。马王爷的“神诞”是九月二十八日，可他八月初一就由天上下凡，如果八月初一这天下雨，那么一年的火灾就少。马王爷的功能也随民众的意志逐步放大。随着清政府禁止民间饲养马匹，民间仅有少量淘汰马种，而赵璧原有的马厩饲养的多为驴、骡及少量配种的马。附带说明，“马骡”，是雄驴和雌马交配所产的杂种。“驴骡”，是雄马和雌驴交配所产的杂种。骡是没有生育能力的。赵璧各堡几乎都有“饲养场”，用于耕作和运输。
惠济河畔的桥与路，通往长治上党地区的官道穿经村寨，历史上村人很重视路桥建设。村中保留两块修桥路的碑，见证了古赵璧人修桥铺路的历史脚印。赵璧去西泉方向的路，在明清两代很是重要，平遥隶属汾州府，赵璧家出外谋生首选一路向西汾阳临县方向。从遗留的修桥碑文可见，碑刻是研究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乾隆三十四年叠路修桥碑“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之難必應之緣。甞闻古云：“人生於世，其為善者逢阬叠路遇水脩橋喜捨資財，囗囗囗囗囗囗有德之功也”。余静思夲村東通西達大邑之途，路古遺雷鳴山雨水渠有数道，（會天大雨）稍時山水溉渠，必阻東西徃來行人之正路，陷其騾馬之貨馱，乘騎者惡其泥濘，挑擔者（阻）於污涴。自古於今思其不能改也。即今鄭邦武達鄉耆范永秀張三元同衆共議，可淂恊力平坑買地修路各渠砌橋一矼，以免過徃客商之惡語也。其施而以各量己業則自捨於心願，特蒙東西村鄰喜助資財，共成叠路脩橋之盛事。從此挑擔而無阻碍，策騎而無陷坑。雖不勝通京之路亦比如大邑之途。猶此善事不淂示稱名捡，勒石謹以流芳是序。本村鄭邦礽撰、張敬承書。紇首：鄭有爵、王承生、楊之俊、張可仁、“監生”張友直、李天柱、張孔通、鄭显福、張子英、王景華、雷勵、王良朝、張元慶、王印、張逄異、王定元。石匠：成天郎、成天元、郭九河、成天邨。峕大清乾隆三十四年歳次己丑九月初二日吉立”。
重修徃西車路碑記：闻之詩有云：“有栈之車，行彼周道”，夫惟周道始克行車，则道之有取扵恢宏，一馳尚矣！邑東南趙璧村與西泉南截東西相距有五里之遥。舊有道以通徃来相沿已久，然熙熙攘攘類皆負戴而徒行，有驅馬徃返者，未闻有載貲載澤還車言邁者也！二村之人與左右相近處經其地，每以不能行車為憾。丙戌歳，村中樂善者思有振飭之，與西泉南截相商伊望有同心焉。扵是因其舊道更謀恢宏，西泉南截自村東修至伊地界，我村自邨西修至龍尾地，均不惮經營之勞，但彼村東皆陸地增陸廣車即能行，其為工也似简且無庸為伊縷述，此则两旁俱係水田渠道甚多，非工扵籌畫密為綢繆(矣)。不數年而傾頺，與圮修何異！因於水過處以磚砌其基，上覆以長石，如是者凡有五處，餘則開闢之力居(多矣)，其工既大，阅月餘而始告竣，計其費百六十餘金，维係邨中量力而輸，亦賴募化扵他村，藉衆力以襄盛事誠義舉也！今而後逹，特二邨之人載馳載驅利有攸往，凡左右鄉近處有乘車而過者如走通衢，有如砥之稱，無路坡之嘆，其為利賴無窮矣！是可以承書矣。本邑儒學生員郭囗囗謹撰，本村太学生趙德（甲）謹書，經理人：王景材、張振忠、王鐸、張振倫、張興泰、王明寶、楊泰山、澄寕。峕：大清道光六年嵗次丙戌四月。
两碑都言明官道通过本村，为古商道，如“本村东通西达大邑之途”、“熙熙攘攘”。本村惠济河畔水渠甚多，如“雨水渠有数道”、“两旁俱系水田渠道甚多”。都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带头人，“郑邦武达乡耆范永秀张三元同众共议”、“村中乐善者思有振饬之”。都有筹化组织人如纥首经理人等。路桥公益事业都得到东西邻村的资助，石拱桥“蒙东西村邻喜助资财”，往西车路邻村遮胡南湖戈山均有出资，古人对公益事业协作精神仍值得今人学习与崇敬。两碑字体苍劲有力，颇有大家风范，均为本村人所书，足见赵璧村历来文风之昌盛。两碑记述了清代众人筹资修桥筑路的历史，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地历史，为研究清代平遥区域历史文化和赵璧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是赵璧与邻村同力协作修桥筑路的友谊典范，树碑有利于对当时的人和后人交待，也是对支持公益事业的一种褒扬。路碑背面有各村捐款名录以及施地买地的具体记载。从前两碑有碑亭，现村中王洪财地基处即监碑地。古人同心修桥，同力筑路的协作精神对后人更是一种激励和鞭策。
惠济河畔的“饮品文化”，谈中国饮品文化，“酒”与“茶”是重要的两大元素。中国的酒文化和茶文化，贯穿中国的历史，渗透中国人的精神，喝酒比酒量、酒胆和侠义精神，而品茶却要有雅量，品茶味，释人情世故，悟禅道之境。茶文化和酒文化都是一种休闲文化，都是一种交际文化。迎客以茶，送别以酒。这是说茶酒待客的两种场合，其茶酒待客的气氛也不相同。酒是喧嚣的，茶是静雅的；酒是发泄的，茶是内省的。酒要老，陈酒弥香；茶要新，旧茶味淡。佳泉出美酒，茗茶配名水。茶与酒都离不开水。水为酒之血，曲为酒之骨，粮为酒之肉。水是酒的命脉，水为茶之母。酒能忘忧，茶可悟道。赵璧村酿酒的历史最早无考，但茶坊街天顺烧房其糟坊窑是砖石混搭的元代结构，可见历史之久远，元代民间酿酒、饮酒、用酒之风相当盛行。很多家庭都掌握简单的酿酒技术，民间普遍存在自酿酒的小作坊。另外，婚丧嫁娶，迎来送往，一日三餐都缺不了酒。元代尚饮的风气，推动了酒业的发展。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之”。直至解放后村内仍有酿酒作坊营业。尽管有香型各异的酒，其对粮食选择的共同要求是无杂质、无霉变、无污染、无虫蛀、无发芽，这样才可以保证酒的风味。同时对于粮食的要求也相当高，有着“高粱香、玉米甜、大麦冲、小麦劲”的说法，村中酿酒业的兴起，说明村中水源纯净、粮食丰盈且品质极高。咸丰六年重修西神庙的总经理例授修职郎附贡生乡饮大宾张九皋，字鹤鸣，名出《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乡饮大宾即乡饮酒礼大宾，由皇帝钦命授予。“乡饮酒礼”是周代流行的宴饮风俗。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国家推荐贤者。由乡大夫作主人设宴。后演为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此宴为“乡饮酒”。乡饮酒礼的意义要在于序长幼,别贵贱,以一种普及性的道德实践活动,成就孝弟、尊贤、敬长养老的道德风尚,达到德治教化的目的。其中献酒敬酒是重要环节,有执掌觯案的司礼人员扬觯官（觯是古代的一种酒具）。各种酒具也应运而生，有锡壶，锡是古老金属,锡之为器,自上古而延绵至今。锡素有“盛水水清甜,盛酒酒香醇,储茶味不变,插花花长久”的美称!专家表示“锡中毒”之说属误解。中国锡器研究会会长高博达，长期收藏和研究锡器，他介绍，致人中毒的锡壶不是纯锡，而是混有铅。锡壶装酒加温，其混的铅会与米酒中的醋酸化合成醋酸铅。饮酒时，醋酸铅被饮入消化道，少部分吸收入血，以磷酸氨铅等形态藏于骨组织内。长期积累就可能引起铅中毒。有营养学专家也认为，锡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之一，特别是在抗肿瘤方面有一定疗效。好的锡壶一定有“净点包用”款识，表明纯锡制做放心使用。古代赵璧人已经使用“倒流壶”，由此看来，很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先们就已经了解和会运用连通器这个液面等高的“虹吸原理”。倒流壶，因壶底中心有一通心管又称内管壶，由于该壶逆反了传统的壶顶注水法，而是把壶倒过来，将水从底部注进壶里，放正后倒出，因此被称为“倒流壶”。是始于春秋时期，流行于唐宋，完善于明清的壶式之一。倒装壶奇特的构造，巧妙的内部设计，充分体现了古代能工巧匠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我国陶瓷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壶底注水口比较小，泡茶的话是不可能了，只能用来盛水或者酒，看起来使用价值并不是很大，却深受皇宫贵族喜爱，那么，它最大的价值就是观赏价值和趣味性了。衣食无忧的“有钱人”不再为生计而奔波，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应该为生活增加点趣味性了，倒流壶就是贵族们的一个“趣味”。赵璧先民使用倒流壶，侧面反映了当地士人乡绅生活比较富足，饮酒更讲究品味，由实用性转向观赏趣味情趣，是生活水平提升的表现。北方虽然不产茶，但经“万里茶道”，南方茶叶可输往北方。通往上党地区的官道穿经赵璧，客商往来云集，有专门供客商憩息喝茶的“茶坊”，“茶坊上”一名沿袭至今。乾隆四十七年大悲庵重修楼碑记“择吉日煮茗邀请本村高年长者善信端人齐心协力募化”，“煮茗”，早先时候，茶叶被文人雅客称作“香茗”。故而，喝茶被称为“品茗”。最早的茶叶是放在茶壶里煮着喝的，而不是用开水冲泡。所以叫做“煮茗”。元明后才逐渐习惯用开水泡。当然泡茶器具要数紫砂壶为上佳。旧时还有一种烧水神器“穿壶”，穿壶，农耕时代人们少量烧开水的厨具，在农耕时代，可短时烧开水和储存开水的器具都没有，那时烧水用的锅和茶壶也是厚厚的铸铁家伙，要想烧开一壶水也得等待多时，穿壶是给有身份的人解决这个问题，用黄铜制成，其形状长大约两尺左右，一头封闭，一头开口，靠近开口处的外壁上有一个把手，让人拿取方便。来了客人或家里一时需要开水，怎么办？这时穿壶就派上用场了，让穿壶封口处与火直接接触，如嫌热力不足，可随时或添炭块，或添柴火，不用多大工夫，水即烧开。用穿壶烧水，需要注意水不能灌得太满，很留有余地，以免水开后四处溢溅。穿壶当时是奢侈品，平常百姓没那么多讲究和条件，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拥有的烧水神器。茶盏是古代一种饮茶用的器具，是“茶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器具之一。所谓“好马配好鞍，好茶配好盏”。由于笔者所掌握的实物有限，村中“饮品文化”只能做简要介绍。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赵璧虽然发展滞后，但环境资源优势明显，环境无工业污染，生态农业环境良好。优质水源定会使村人“饮品文化”提升品位，加强健康意识,提升健康理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惠济河畔钟灵毓秀、文风尔雅。赵璧村历来重视科举文运，是一方钟灵毓秀宝地，北堡楼院迄今仍保留有“举人旗杆石”，南堡至今保存“鐘靈毓秀”门，可谓名副其实。西神庙供奉文昌帝君。文昌信仰来源于中国古代的星宿信仰。文昌神应世化生，有七十三化、七十九化之说。据说玉帝命张氏子主掌文昌宫及人间籍。为道教供奉的主宰功名利禄之神，是中国古代学问、文章、登科、举士的守护神，在道教神仙系统地位较高。《历代神仙通鉴》说他“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间寿天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子夏庙是东泉镇上，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处古迹，也是赵璧村重文风气的一个象征。而附近的大悲庵是赵璧唯一保存的元代寺庙。据大悲庵重修楼碑记载“院宇清雅，且地接通衢，邑中官长神往哉！以及四方贤人君子时或游歇而观览焉，本乡父老岁时伏臘亦皆聚处清谈，诚东南乡之胜境也”。原来大悲庵前殿立有4通碑，历代不断修缮表明村人对大悲庵的重视程度。大悲庵是赵璧仅存的元代寺庙，当年规划人员还是欠考虑，缺少文物保护意识，为突出子夏庙，将大悲庵拦腰截断，与源祠源神庙被公路截断如出一辙。西神庙、子夏庙、大悲庵除祭祀功能外，还成了当地文人雅士聚会的场所，多少文人常年到此聚会抒文，以文会友，道古论今，好不风雅。乾隆年间本村张子宽、张三元、雷励等与县吏赵韩、大阎村进士阎泰和以文会友，结下深厚友谊。张子宽与张三元都是“恩荣”，学识渊博，千总张三元曾得到乾隆赐匾“高文札礼”，可见乾隆帝也十分赏识三元诗文，现小新堡兴盛堡门匾即张三元亲题。村中留存县吏首贡赵韩撰写的两通碑文，白云寺与大悲庵。值得一提的是，子夏庙碑文的撰写者阎泰和。阎泰和字鲁詹，号墨园，平遥县东大阎村人，累升礼部员外郎、郎中，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善书艺，书体入赵松雪（赵孟頫）之室，甚得乾隆皇帝赏识。道光年间，本村张九皋、张继泰、张泰交、张正伦、张显伦、赵德甲与南湖道光举人张居寿、阳城诗人永清县令延彩交游甚好，张居寿有《益圃诗草》两卷行于世，村内留存其撰写或书丹的碑文4通。赵璧还是道光阳城诗人延彩的流寓，延彩才敏学富，游学四方。特别赏识赵璧浓厚文风，为此痴情逗留半载，与赵璧泰交先生是忘年之交，与张正伦是莫逆之交，根据生平，嘉庆二十三年延彩参加乡试未中，游学四方，与屡试屡败学识渊博的正伦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正伦子张麟士是延彩的得意门生。延彩曾为赵璧张氏先祖广威将军张中举撰墓志铭文。道光二十五年延彩任永清县令，当时永清频遭蝗旱灾害，延彩身先士卒，率众捕蝗，竟积劳成疾，补直隶博野，未任卒，卒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戌时。难能可贵的是，延彩病塌中仍为故友正伦作合葬墓志铭，故友亡去二十载仍念念不忘，其间友谊事迹今人已无从解读，富贵不忘旧交，足见延彩是个有情有义的朋友，正伦是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与六孺人合葬，令人遗憾的是，还未等到故友合葬时，墓志铭的撰写人延彩也魂归他乡，其著有《简斋诗草》、《一艺堂文集》。“正伦碑”竟然成为延彩绝命之笔封山之作，这位伟大的诗人百姓的好官也为赵璧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惠济河畔有湿地。此段湿地在老公（翁）沟，因其上有太监祠而得名，大堡东面的老翁沟古河道是生态湿地，天然氧吧。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提供了复杂且完备的动植物群落，它对于保护物种、维持生物多样性具有难以替代的生态价值。有酸枣树、蕤核、鹅绒藤、蛇苜花（野韮）、香蒲、枸杞、生地、荆芥等多种植物，大堡药姑儿蛋（蕤核）散发一股芳香沁人心脾，从名称看古人已发现其药理作用，治眼疾圣药。鹅绒藤有祛风止痛功效。香蒲，当地人称毛毛蜡，唐代药学家苏恭描述香蒲即甘蒲，可用来编织草垫子。蒲黄即香蒲的花粉。而李时珍则描述为，蒲丛生于水边，似莞但狭小，有脊而柔软，二三月生苗。采其嫩根，煮后腌制，过一夜可食用。八九月收叶制席，软滑且温暖。在现代，中药蒲黄即是香蒲的花粉。湿地也是众多鸟类的栖息地。生态湿地应当加以保护。据《东泉村志》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汾西矿务局工程技术人员对老公沟等一带做过认真勘察，结论是地下有煤且煤质好，储量大，煤层厚，但储位深，水量大，地质构造较为复杂，开采投资较大，迄今仍无开发。
惠济河畔赵璧庙会和集市。山西庙会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距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起初村民为了盼望风调雨顺，寻求庇佑，选定了与神灵相关的时月用以举行祀神活动，因此早期庙会功能相对单一，以祭祀酬神为主。大约在宋代以后，随着庙宇的香火旺盛，商品经济环境日益发达以及戏曲的成熟，庙会的赶会人数，逐渐增多，寺庙周边开始岀现了商品交换现象，具有贸易功能的庙会随之发展。起初为买卖香纸供品，到后来增加到食品，百货日杂。有些实力较强的村落甚至逐渐形成了骡马牲畜、粮食布匹等专业型大型市场。庙会期间向商贩征收税款，包括畜税、戏捐、斗捐、木料捐等，官府出于能够增加税收收入，自然会鼓励村落积级举办贸易型庙会。对于村落而言，庙会举办能满足村民交易需求，庙会兴办有利于增加村集体收入，这笔收入可以用来支持庙宇的建设。东泉镇梅槐头村《新建神棚改建戏楼碑记》载：“乾隆八年新建神棚一间。合村公议，有村中每年献戏积银八十余两”，可见庙会时演戏的收入作为新建神棚的资金，还有利于扩大村落影响力。除了祭祀、娱乐以及交易功能外，庙会还具有社交的功能。随着酬神唱戏活动以及商品贸易活动的开展，为各村乡民之间的互动与交往提供了绝好的平台。这时候出嫁外村的姑娘也必定回娘家来赶会。所以对于村民来说，庙会日子重要性堪比春节，家家户户打扫屋子，摆桌宴客，十分热闹。庙会一般围绕正庙进行，一般是村中的大庙，正庙规模大且历史悠久较为灵验，在村中置于重要位置。庙会一般会有戏，以此吸引周边村落人来参加庙会。在重农抑商的封建时期，民众受教育程度历来薄弱，而庙会中唱戏，说书等娱乐活动，除了放松消遣，又因表达方式易于寻常百姓更加喜闻乐见，因此启迪教化民众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既满足了他们的物质需求，又在精神文化需要上实现了契合，至民国庙会由酬神转向娱人功能的转变，促进区城内人群的交往，影响乡村聚落的发展及演变。据老人回忆，本村解放前就有庙会，时间为农历九月十三，因赶会踩死人，才把庙会让给了附近的东泉村。踩死人的确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但侧面说明来此赶会的乡民之多。九月十三是孟婆神圣诞，但似乎与赵璧瓜葛不大，这天也是天水圣母飞升的日子，但既无专奉寺庙，也没听老人说过，基本可以排除。九月十三是关公秋祭日。关公到明清时期对百姓来讲具有可俸禄、治病驱灾，保护商贾财富等职能，特别是《三国演义》在民间传颂，在群众中深入民心，子夏庙戏台雀替“琴棋书画”，其中书就为“三国演义”。白云寺大悲庵均附祀关圣帝君，圪塔堡上有个小庙即关帝庙。但似乎不是村中正庙或虽在正庙却不是主神。村中能称正庙的只有白云寺和西神庙。白云寺佛门喜欢清静，不设戏台。村中有戏台的只有三处，子夏庙西神庙张家祠堂，张家祠堂灯影戏台与庙会无关。年村委把古庙会改为六月二十四，这天是河神爷的生日，因西神庙供奉有河神，这天也是关帝圣诞日，但因为西神庙主神为西神先轸，故称西神庙会。本村是平遥东南塬一带的大村，在东泉镇位居第二，是多种蔬菜的批发基地，为了促进商品交流，活跃农村市场，党支部村委会决定开启集贸市场，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于年农历六月初十开始，每月农历初十为本村集贸市场日，市场设在村委会前空地，吸引各村商家踊跃参加，市场热闹，生意红火。
惠济河畔的剪纸艺术。剪纸浓缩了汉文化的传统理念，递延着古老民族的人文精神与思想脉博。通过谐音、象征等手法，构成寓意性的艺术画面。广泛应用在节日庆典、婚丧嫁娶、人生礼仪等方面。赵璧民间剪纸，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质朴的乡土气息。
未完待续作者简介：张瑞成，平遥赵璧人，笔名满满，中医新九针针灸师，解放区邮票收集爱好者，业余编写《张说赵璧》系列，介绍家乡历史，古迹文物，风土人情。来源：張説趙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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